近年来，随着治理重心不断下沉，基层应急管理能力逐步增强，公众安全素质和自救互救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从一些案例看，部分公众面对突发事件时，仍存在“不懂救、不会救、不敢救”现象：有的不知道风险来临时该往哪里转移、如何避险；有的掌握一定的安全知识，却在实际操作中不会正确使用灭火器、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等设备；有的面对他人遇险，担心行动不当造成二次伤害或承担责任而不敢施救。另外，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等群体在信息获取、风险识别、自主避险和自救互救等方面存在更加明显的能力短板。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看，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口大规模转移，例如农转工、农民转市民，当前乡村普遍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造成应急知识普及不均衡，制约了全民应急能力的提升。

但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角度看，以下因素也会导致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一是安全宣教的深入性和针对性不够。目前安全和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资源下沉不够，社区层面缺乏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应急科普知识宣传。同时，不同区域的灾害风险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全部使用同一本宣传册、同一套短视频，现实效果必然有限。

二是日常培训的实操性不足。应急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公众只有真正练过、做过，才能实现危机状态下的快速反应。如果只停留在知识说教阶段，临灾时公众还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置。

三是预警预报的触达性有待提升。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广播电视等各种途径发布预警信息，但“信息发出去”并不等于“公众接收到了”，更不等于“理解并采取行动”。特别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老人、独居老人、残障人士以及不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仍是当前知识宣教和预警触达的薄弱环节。

事实上，许多成功避险案例都说明，真正决定灾害来临时人员能否安全转移避险的，不仅在于预报是否准确及时、信息是否发出，关键在于预警能否转化为行动、知识能否转化为能力。预警和预报必须让公众知道风险在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行动，以及应该怎样行动。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好各项事前准备工作，包括在平时做好财产统计和巡查保护，以解决公众的后顾之忧。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强化应急培训的能力导向。推动安全科普宣教由单纯的知识普及向能力提升转变，重点向从风险识别、预警响应、避险逃生到自救互救的完整能力链条发力。把公众是否真正具备风险识别、自救互救能力作为衡量应急科普成效的核心标准，建立更加注重实际操作和行为改变的评价指标。把应急演练和技能培训嵌入社区、学校、机关、企业日常工作生活中，推动AED使用、心肺复苏、灭火器操作、逃生绳使用、基本止血包扎等技能培训常态化。建设社区应急体验点和配备流动应急科普设施，鼓励消防、医疗、红十字、社会救援力量等共同参与培训，使公众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应急设备、接受实操训练。鼓励公众通过高频次、小规模、情境化的演练，形成应急处置“肌肉记忆”，减少面对真实灾害时的紧张和忙乱。

提高应急宣教的精细水平。推动应急科普做到“一类人群一套办法、一个场景一套方案”，针对不同地区的主要风险，绘制基层风险地图，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应急准备工作清单。针对儿童，重点强化游戏化、体验式安全教育；针对老年人，更多采用社区讲解、上门宣传、实物演示等方式；针对高层住宅居民，重点开展火灾逃生训练；针对洪涝易发地区，重点普及预警响应和转移避险等知识。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物业人员、教师、家庭成员、志愿者等“身边人”的作用，将应急知识嵌入社区活动、学校教育、物业服务、家庭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务。

强化预警预报的精准程度。以基层网格为基本单元开展风险评估，推动风险信息与人口信息叠加，重点掌握独居老人、失能老人、残障人士、儿童、孕妇、长期卧床人员以及外来务工人员、游客等特殊群体情况。针对养老机构、学校、景区、医院、地下空间等重点场所，应摒弃笼统的通用预案，而应构建“一点一策”“一区一策”的应急准备体系，重点关注人员住在哪里、由谁联系、由谁转移、转到哪里。尤其针对老年人等群体，要保留并用好广播、电话、敲门通知、邻里互助等传统方式，确保打通应急信息触达的“最后一米”。

完善社会救援的综合体系。在公共场所进一步完善AED、急救箱、消防设备等设施配置，加快建立社区“第一响应人”队伍，对物业人员、保安、网格员、快递员、志愿者等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培训，提高其救援响应能力。加强紧急救助法律法规的宣传，通过地方立法对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依规实施紧急现场救援给予法律保护，厘清责任边界，消除公众对善意施救的责任顾虑。加强社会培训认证和社会激励，使更多普通公众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敢出手、会处置。